邓宇，365足彩特聘研究员

【365足彩下载】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广泛兴起、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新态势，中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顺应全球科技革命新趋势、前沿科技创新潮流，也是通过创新驱动、科技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逐步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经济增长。新质生产力聚焦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主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本文认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科技金融体系和科技投融资服务。围绕科技创新发展，中国的科技金融建设明显加快，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及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发挥着愈加突出的作用。本文从广义范畴出发，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背景，阐释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兼论科技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归纳总结中国科技金融的创新探索。同时，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和科技金融发展的高标准，提出中国需要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长远战略考量，深化科技金融创新，构建兼具政策引领和市场化配置的科技金融体系，着眼于建立健全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到配套投融资服务，再到科技产业市场化和规模化的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发挥各类金融主体功能作用，增强金融服务科技产业、科技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以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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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主动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实践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全球主要365足彩的经济崛起过程中，科技创新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力发展先进科技产业，持续提升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地位；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全球布局，占据有利的国际市场份额。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展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兴起，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也在加快向智能、绿色、数字转型。新发展阶段，中国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主线，首要驱动便是科技创新，贯穿于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社会进步等各领域。客观而言，中国经济面临潜在增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TFP）下滑及外部技术封锁等内外挑战，迫切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渐成体系，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发展新动能。中央金融工作365足彩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将科技金融置于首位，要求优化金融供给，加大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倾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首要的前提是创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的全球创新指数，2013—2023年中国的评分从44.7分增至55.3分，高于日本得分（54.6），但仍低于美国（63.5）、德国（58.8）、韩国（58.6）等主要创新365足彩的得分，表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较经验来看，这些创新365足彩不但不遗余力推进科技创新，而且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基本建立起多层次、广覆盖、全链条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新质生产力涉及现代产业体系的方方面面，科技金融的发展并不局限于传统信贷或股权投资，而是综合性、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满足不同科技型企业的投融资需求。由于科技投入周期较长、投资回报风险较高，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将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从中国的发展实际来看，可以借鉴国际科技投融资模式的有益经验，同时立足自身的科技产业政策、科技行业特征，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银行信贷等，兼顾政策导向和市场配置的双重结构，加强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深刻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和内涵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背景

历史维度来看，后发365足彩的“劣势”在于中高端科技的创新瓶颈，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的周期长，使得后发365足彩在高科技领域很难直接与发达365足彩竞争（邓宇，2022）。回顾历史和现状，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讨论：第一，不同时期国际机构和国内智库分别提出两个“陷阱”的解释逻辑——“中等365足彩外围发展陷阱”（Middle-incomeTrap）（世界银行，2006）和“中等365足彩外围技术陷阱”（Middle-technologyTrap）（郑永年，2023）。365足彩外围两个“陷阱”的理论虽有一定争议，但也大致折射了后发365足彩实现技术赶超和经济再增长的现实困境。当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就会更加突出，而要实现更稳定持久的增长，就必须破除阻碍经济增长的障碍（邓宇，2023）。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由早期的欧美365足彩及后来的“追赶者”日韩等国所驱动，建立早期工业化并通过科技创新获得先发优势，后发365足彩例如中国、东南亚诸国、拉美（巴西、阿根廷等），以及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365足彩，多数在“二战”后开启大规模工业化进程，通过后发优势积累工业基础。过去的积累主要依赖的是发达365足彩的产业链转移（包括技术转让、产业投资等），技术、资本及收益主导权仍在发达365足彩，长此以往可能形成后发365足彩发展劣势，因而迫切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增长，加强科技创新，从“市场换技术”转向“技术换市场”，实现“弯道超车”和生产力的跃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并赢得科技创新的主动权，不但关系到后发365足彩能否成功地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而且也攸关后发365足彩能否在全球化新范式加速演变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据世界银行统计，1962—1980年全球GDP的年均增速约4.6%，1981—2000年、2001—2022年分别降至3.1%、2.9%。过去二十余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已经证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难以维系，迫切需要寻求高质量增长路径。一方面，源于“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房地产、基建投资等增长趋缓，颠覆性创新匮乏，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愈加困难，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面临的地缘政治、气候风险等加剧，全球贸易链遇阻，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不利因素不断增多。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超大型经济体，具备超强的制造产能优势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及其他有利条件，但仍面临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进入高365足彩外围365足彩行列，亟待加大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一，创新不足是后发365足彩普遍存在的短板，而经济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领域。如何实现经济再增长是世界性难题，从高增长走向高质量意味着产业升级、科技自主创新和规模化，用新质生产力替代旧的生产力，才可能实现经济跃升。不少中等365足彩外围365足彩的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后均出现增长放缓、停滞甚至衰退现象，其中一个主因是本国的工业转型滞后、科技创新不足，难以摆脱中低端产业的旧增长模式，进而拖累贸易和投资增长，资产和资本回报率相应下降。第二，365足彩间竞争的主要驱动在于高水平科技创新，竞逐科技创新成为关键。近年来，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外部发展环境趋于复杂，全球主要365足彩从不同层面推进本国的科技前沿发展，例如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计划”（《365足彩》《365足彩》等）、欧盟的数字技术竞争（《365足彩》《365足彩》等），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推动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及科技合作限制，对后发365足彩科技创新设置障碍。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基于打破“科技封锁”“技术垄断”、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质的飞跃。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但在实践层面具有可行性，而且蕴藏巨大优势——后来者优势、新经济换道超车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林毅夫，2024）。365足彩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962—1980年中国GDP按不变价的平均增速约7.4%，1981—2000年升至9.9%，2001—2022年则降至8.4%。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角度来看，2019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虽比2005年前有较大提升，但2008年后却呈现下滑趋势，而且低于美、日、德、英等发达经济体（见表1）。

理论层面，中国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范式拥有先发优势，围绕这一范式的自主理论创新同样对未来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实践层面，中国资本回报率下降和劳动人口减少等客观制约因素仍存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变得十分重要且紧迫。因而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依靠技术进步和颠覆性创新将有助于挖掘新的增长潜力。

（二）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释义

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全新概念，也是新的理论范式，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中国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培育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逐渐摆脱过去粗放、对外高依存度模式，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反映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潮流趋势。从经济学视角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以高效能、高质量为突出特征，既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涵盖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实践而言，后发365足彩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一方面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而基础研究及前沿科技的颠覆性创新往往需要投入中长期战略资源集中攻关；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和大规模产业化同样需要长期投入，既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有未来产业的培育，二者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多维结构。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来看，中国过去四十余年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源于：其一，最大化发挥后发优势，即人口红利（庞大的劳动力资源、超大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引进技术和学习发达365足彩工业发展经验）；其二，充分利用外部有利环境（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深度融入全球化）。过去依靠投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逐步减弱，技术进步的作用被弱化，全要素生产率有下降趋势，2013年后TFP增长有所提高（刘建翠，2022）。作为后发365足彩，中国利用比较竞争优势实现经济腾飞，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18万亿美元，人均GDP达1.3万美元，进入中高365足彩外围365足彩，如今同样面临科技创新难题，实现经济再增长的难度增加，产业升级也存在瓶颈。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1—2021年中国的制成品出口的中高科技占比从28.4%增至61.9%，接近美国（62.6%），但距离日本（79.9%）和德国（72.2%）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见图1）。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要摆脱传统增长路径，跨越“两个陷阱”，突破经济增长瓶颈；二是通过生产力的质的跃升来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回顾历史，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伴随的是生产力的不断演进，科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驱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目前学界365足彩外围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著述增多，既有理论范式的概述，也有实证研究。概括而言有三个维度：其一，新质生产力提出的背景及意义。张姣玉等（2024）将新质生产力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紧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践，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下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和革新驱动；乔榛（2024）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具有实践上把握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指导作用，而且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1世纪创新的术语革命的使命；石建勋等（2024）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其二，新质生产力的广义概念及特征。刘典（2024）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包括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和集约化；钞小静等（2024）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集中体现为应用新技术、重塑新动能、培育新产业；姚树洁等（2024）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关键在培育新产业，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新技术赋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王勇（2024）认为，新质生产力明确以创新为主导，更加强调的是质态。其三，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形态。洪银兴（2024）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途径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深度融合中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姜奇平（2024）从生产关系和产业形态两个维度阐释新质生产力的“质”在技术层面指的是效率，以数据要素为核心，产业形态上则主要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周文等（2023）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着眼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着眼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概括来看，新质生产力有“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大驱动。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丰富，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二、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

（一）前瞻性制定和实施科技产业政策

无论从发达经济体成功的经验，还是那些长期处于中等365足彩外围的经济体的教训来说，一个经济体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郑永年，2023）。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技术创新，需要配套长远的产业政策体系和科技创新机制。国际上，虽有欧美日等发达365足彩实施产业政策的成功案例，但也存在失败的教训，而且一些科技政策反而制约生产力的跃升，阻碍科技创新发展，产生了破坏性效应。“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处于新增长阶段，适逢第三次科技革命竞争加剧的新周期。1945年美国科学家范内瓦·布什（Vanne⁃varBush）等向美国政府提交研究报告——《365足彩》（《Science,EndlessFrontier》），一方面明确科技在365足彩战略中的重要性，呼吁重视基础研究，倡导政府资助基础科学研究；另一方面明确政府公共部门发展科技的职责，以及私营部门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并充分尊重科学家的独立自主。该报告推动美国1950年成立365足彩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开始建立科技政策体系、改革科技创新体制。2022年美国推出《365足彩》，意在复制过去科技政策的成功经验，但有关该法案所产生的效果存在分歧，通过补贴及设置“护栏”规则等方式能否提升美国芯片研发和制造能力也存疑。1999年欧盟宣布推出一项公私合作计划，旨在建立欧洲独立的全球定位系统，却由于过高的资金成本及研发测试的试错时间拉长等原因，直到2019年才正式全面投入使用。该计划不但预算严重超期，而且缺乏新的技术突破。近年来，欧盟在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数字服务等方面推出大量的投资计划，主张“欧洲优先”战略，但因过度监管和缺乏创新活力而遭到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的垄断，挤压了欧洲本土中小企业发展。20世纪70年代韩国推出重工业扶持政策，开始扶持芯片产业，由于出口驱动模式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产业集中度风险随之上升。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化后转向“产业再生政策”，期间出现资源配置扭曲、新兴产业研判失误及企业创新失能等问题，错失新兴产业发展良机。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从三个层面着手：一是宏观层面。中国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新趋势，不断更新迭代科技产业政策，从顶层设计系统性谋划科技产业政策规划，加快构建365足彩科技创新体制，培育发展新增长动能。2023年3月，中国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主要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研究确定365足彩战略科技任务和重大科研项目等。有关部委推出覆盖新质领域的各项产业政策，配套财税金融政策提供有力支撑，设立重点领域、重大区域新质产业集群，例如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等。中国已经建立起包括深圳—香港—广州、北京、上海—苏州等在内的科技集群，确立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科创中心，依托区域产业链协同和要素资源集聚来推动实现产业升级。二是中观层面。省市地方根据365足彩产业规划，因地制宜推出符合当地资源禀赋的新质产业，建设产业园区和基础设施，例如“合肥模式”（国有资本“以投带引”+产业链“链长”机制+人才流动）、“苏州模式”（政府+PE/VC模式+营商环境+制造业布局）。中国加快建设科技产业集群，增加科技投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1.4%，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速分别高达31.8%、29.2%；太阳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4.0%、30.3%、28.5%。但考虑到中国客观上存在的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异及所构成的资源禀赋、产业政策、科技金融模式差异，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各区域和各省市既要循序渐进，也要因地制宜。三是微观层面。大中型企业、初创企业、投资者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新质产业链上下游、细分领域的技术研发、产品推广、风险投资等，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模式，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是关键。加之民营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不少发达365足彩的科技创新正是得益于中小企业。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达69.6万件，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比重达到70%，民营企业500强国内外有效专利合计63万件。截至2023年6月末，北交所已上市公司204家，其中民营企业180家。从专利申请来看，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2023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增至6.96万件，同期美国、日本、德国PCT专利申请量分别为5.53万件、4.89万件、1.69万件（见图2）。

（二）重视先进制造和高新技术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发展中365足彩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必然要求，它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马玉婷，2024）。随着科技创新的门槛提高、产业升级的难度增加，发展中365足彩的后发优势将减弱。按照新质生产力的广义概念，目前多数后发365足彩处于传统的生产力阶段，即资源能源或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主要发展中低端制造业，虽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开始推进产业政策和扩大投资，但仅少数365足彩在其中一些领域有国际竞争优势。据统计，这些365足彩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通常在10%—15%左右，人均GDP规模一般在4000美元至1.2万美元之间。前期，笔者研究了拉美（阿根廷、巴西）、非洲（南非）、东南亚（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中亚（哈萨克斯坦）、中东欧（波兰）及土耳其等案例，发现这些365足彩不同程度存在“两个陷阱”问题，主要与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发展相对薄弱、金融体系不健全等有关。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1980—2022年巴西、南非两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为3.1%、0.9%，两国GDP实际同比年均增速分别为2.3%、2.1%；同期印尼、土耳其的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为6.6%、5.6%，两国GDP实际同比年均增速分别为5.3%、4.6%。投射到人均GDP的比较来看，1980—2022年巴西、南非两国的人均GDP增幅分别为3.6倍、1.2倍，印尼、土耳其两国人均GDP增幅则分别为8.8倍、5.8倍。根据上述研究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制造业增速和GDP增速基本保持同步，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和增速越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越强，反之亦然。以德国、韩国两国为例，1992—2022年德国、韩国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1.27%、4.55%，同期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为1.28%、5.77%（见图3）。20世纪60年代德国经济的起飞和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开启的高增长周期充分展现了经济增长背后的“硬实力”——科技创新、现代产业和制造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365足彩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韩国、德国分别位居第8和第10位。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角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均立足于制造业；另一方面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经济产业，也需要制造业作支撑。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365足彩发展的战略支撑”。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维持在25%以上，2021年的比值提升至30%，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加快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2022年中国的中高新技术（含建筑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稳定在40%以上。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不断增加科技创新投资，加快自主创新产业布局，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研发和试验发展、科研及技术服务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分别高达12.6%、19.6%、21%，高于整个制造业9.1%的水平。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在现代基础设施布局、智能制造等领域加快发力，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中高端产业开始领先世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加上超大规模制造产能优势，助力推进经济转型。二是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拓展广阔的外部发展空间。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631.2亿美元，居世界前列，分布在160个365足彩和地区。根据国资委的数据，中央企业在140个365足彩投资合作项目超过5000个，投资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一方面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例如新能源汽车、5G通信设备）在海外投资设厂或建立研发中心；另一方面参与全球科技投资并购，2023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398.3亿美元，其中TMT（科技、媒体和娱乐及通信业）、先进制造与运输业、医疗与生命科学行业合计占比53%（安永，2024）。三是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加大稳外资引外资力度，加快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中国通过更新365足彩发布《365足彩下载》《365足彩发布》等逐步放开外资准入，支持外资外企在中国开展制造业、科技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境外企业数量达到4.6万家；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365足彩对华直接投资（含通过部分自由港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约1.36万家。2022、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分别达1891.3亿美元、1632.5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为37.3%，创历史新高。

中国的经济增速换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必然选择。按时间序列，笔者将中国经济增长初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1978年初级工业化阶段、1979—2001年经济增长起步阶段、2002—2017年高增长阶段、2018年至今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按GDP不变价同比，1953—1978年GDP年均增速约6.7%、1979—2001年GDP年均增速约9.6%、2002—2017年GDP年均增速约9.4%、2018—2023年GDP年均增速约5.3%。当前，中国经济体量规模达到18万亿美元，转向“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高度契合高质量发展走向纵深发展的现实逻辑，也能更好地匹配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机理。从三个维度来看：一是科技竞争力持续增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365足彩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23》，2023年中国的排名上升至第12位，成为中等365足彩外围经济体中排名最高的365足彩，超过日本、以色列、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其中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国数量最多，共有24个科技集群。二是科技研发投资加快增长。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总量首次突破2000亿元，规模居世界第2位。2010—2021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1.71%上升至2021年的2.43%（见图4）。从投入强度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水平在世界上位列第13，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65足彩差距进一步缩小。2023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超过3.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三是科技产业规模稳步提升。近年来，中国加大投入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5G、区块链、生物技术和电动汽车等新兴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2023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有166家独角兽企业入选榜单，数量占比约33%、估值占比约36%，均位居全球第2，主要分布在交通物流、能源环保、汽车科技、生活服务、先进制造等领域。统计显示，2014—2023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升至13%以上；2016—2023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至8.4%，年平均拉动经济增长0.7个百分点（孙学工等，2024）。据估算，“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产业及其相关上游产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11%。但是，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仍存在短板，发展新质生产力亟待重视基础研究，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据统计，2021年中国国内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研发总支出的比例不足0.6%，同期美国、日本、韩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支出的比重分别约5.2%、5.9%、8.6%。

三、科技金融的良性互动及潜在风险

（一）厘清科技和金融的互动关系

“科技金融”（technologyfinance）字面意思即科技和金融的结合，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范畴，科技（技术进步）和金融（资本）是其中的重要要素资源。二者具有紧密的逻辑纽带，特别是在工业化时期和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和金融相互嵌套，前沿科技创新具有高风险、周期长、投入大等特征，金融既能够推动技术、资本和人力等各资源的优化配置组合，也能够帮助政府、市场和企业分散或降低投资风险。从广义的科技金融理解，科技金融是指通过改革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实现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资本链条的有机结合，为初创期到成熟期各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安排（赵昌文，2009）。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发达的科技金融支撑，高质量的科技金融需要从量增走向质变。现代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随着现代经济和技术迭代，金融发展的模式、金融资源配置的逻辑也在发生新的变化（邓宇，2024）。要实现“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亟待打破传统思维，改革金融服务模式，不断突破科技金融政策的不适当约束，在提升科技金融市场化方面有所突破。科技金融与传统金融有两个区别：其一，传统金融是基于财务历史数据的商业信用创造，科技金融则是基于科技成果的商业价值和持续创新能力预期的科技信用创造。其二，传统金融存在经济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科技金融产生了边际效用递增的新规律（曾刚等，2024）。由于经济、产业和金融深度互嵌，而前沿科技的投入周期较长，失败的风险也更大。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往往要经历一个完整的技术成熟度曲线（TheHypeCycle），即从萌芽期到过热期，再从泡沫化的谷底到稳步攀升期，最后到实质生产的高峰期（Gartner，1995）。“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需要匹配技术成熟度曲线，因而决定了科技金融的投融资模式、风险模型及配套政策的差异化、多元化。

创新驱动型增长与金融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一个365足彩的增长越依靠前沿科技创新时，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突出（周铭山，2023）。科技创新是迈入高365足彩外围365足彩的必经阶段，而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科技金融，过去的历史经验和目前各国的科技政策均证实了公共部门的关键性作用。早期工业革命和“二战”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均高度依赖365足彩科技产业政策，财政、金融部门，科技部门、研究机构和私营部门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推动科技创新迭代。过去数年，欧美和日韩发达365足彩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例如美国《365足彩》、欧盟“地平线欧洲”科研创新计划，以及日本《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2021—2025年）》等，这些科技政策和产业投资的背后均由365足彩主导，且倾注大规模的财政资金，通过政府投资撬动市场和企业投入科技创新产业，带动私人资本增长，为科技创新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拨款和金融科技贷款主要通过实质性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研发投入主要通过策略性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吕岩威等，2024）。但能否完全照抄照搬欧美或日韩365足彩的科技金融模式，一方面需要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和科技周期及金融制度等因素；另一方面需要结合本国的金融结构、金融发展模式，完善科技金融体制机制，统筹构建多元的科技金融模式。比较而言，科技金融的发展路径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科技信贷或科技企业上市融资，而要着眼于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广义的科技金融范式，既有财政金融（如专项科技支出），也有货币金融（如科技再贷款）；既有365足彩产业基金，也有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新的模式。科技与金融的有效结合在于其共有的赋能特性，科技金融是科技和金融两大赋能体系的结合，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吴文等，2024）。同时要兼顾“科技—产业—金融”正向循环的风险与收益，通过有效的科技金融投融资组合驱动科技创新取得实质性发展，并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二）科技金融发展的潜在风险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系统工程，科技金融不可或缺。科技与金融的正向循环具有积极效应，一方面在于高质量的科技金融（包括公共科技投资、科技信贷、风险投资）匹配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金融制度安排和专业的金融工具，促进科技产业政策、企业研发生产和市场终端的正反馈，起到分散风险、发掘潜力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但需要考虑三个潜在风险：其一，科技创新需要科技金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低效重复的科技投资、粗放的科技信贷反而会削弱科技产业，高风险的投资也有抑制科技创新的潜在风险。金融的逐利和科技风险存在结构性冲突，过度金融化或过剩的科技产能都可能破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金融资源配置需要匹配科技创新的技术成熟度曲线，尊重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其二，传统的科技金融主要偏向狭义层面，广义的科技金融则具有新的特征。要摆脱传统信贷资产的过度依赖及扭转重资产的经营模式，还存在较大难度。传统资本融资对专精特新等科技中小企业的服务匮乏，融资、担保与风控机制不健全。发展科技金融，既不能单靠商业银行，而忽视政策性银行、中小银行的功能作用；也不能单纯地将科技企业上市融资作为唯一导向，而忽视科技企业的创新本质。其三，GDP绩效导向和地方竞争可能给科技金融带来新的风险，各地方竞相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基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但其中可能存在盲目投资和过度举债行为，地方对金融机构可能存在的政策干预，既抬高地方债务，也不利于金融资源配置。传统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卢峰，2024）。因此既要重视新兴产业的追赶潜能，也要避免追赶进程中可能存在的政策和投资风险。

科技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的逐利性始终存在，不会由于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禀赋而改变（张明喜等，2019）。科技创新通常兼具高成长性和高风险等特征，前沿科技创新需要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但产业转化难度大、回报周期长，而科技创新产业的规模化应用也比较依赖科技金融体系。由于技术迭代加速，传统金融和现代科技创新遭遇三大难题——“相容性难题”“流动性难题”和“收益率波动难题”（曾刚等，2024）。归纳来看，发展高质量科技金融有三大问题待解：其一，科技企业本身具有周期长、高成长性、高风险性，科技金融涉及融资成本、资金断链及财务风险问题（包括短期盈利萎缩、产出周期长），如果长期回报率不高、市场竞争不足且缺乏持续投资，可能引发科技投资风险，导致科技信贷不良率上升。其二，信托、租赁、股权投资、保险和投资银行等非银机构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还有短板，投融贷模式有待加快创新，而信贷一旦在科技企业的集中度过高，可能遭遇如美国硅谷银行（SVB）的流动性困局，而且风险模型偏差可能放大科技投融资风险。其三，传统的信贷工具和品种相对单一，围绕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质押管理、信贷品种创新和应用的覆盖面不足，难以匹配大规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传统融资模式也很难完全精准对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同时因过度授信或追求规模目标，极有可能引发信贷资源利用率低、信贷投放过剩等问题，值得警惕。以服务科技企业著称的美国硅谷银行的破产危机表明科技企业资产集中度过高所隐含的巨大风险，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的创新融资模式作为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的特殊制度安排虽有效率和多方共赢优势，但同样存在市场操纵、虚假估值、关联交易和信息不透明等潜在风险。总的来看，科技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在于“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和相互促进。

四、科技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

（一）科技金融的国际经验比较

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发365足彩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后发劣势问题愈加突出（邓宇，2022），尤其在科技领域。一个经济体从低度发展到中等365足彩外围水平可以借助从发达经济体扩散而来的技术而实现，但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从中等365足彩外围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郑永年，2023）。比较国际经验，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365足彩之所以成为高365足彩外围经济体，其中一个关键点便是科技和创新，且建立了配套的科技金融体系。发达的科技金融包括财政资金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基础研究的资助，资本市场的科技企业上市融资、商业银行的科技信贷及其他风险投资等，共同构成多元化、广覆盖、全链条的科技投融资体系，从而有力地支撑科技创新发展。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需要发挥产业政策及配套产业基金的引领作用，提供中长期基石投资，更重要的是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机制，突破现有的政策障碍，促进资本、人力、知识产权、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加快集聚；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和私人投资应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比较灵活、适配高风险的科技产业投资模式，通过跨国科技投资组合和市场资金优势，包括发展科技产业板块直接融资，以及中长期科技信贷融资等，形成高科技产业与科创金融正向循环的发展模式。美国在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较多，美国纳斯达克（NASDAQ）具备吸引科技企业的优势条件，包括“同股不同权”架构，以及针对医药、生物、互联网等科技企业较低的上市门槛和比较开放灵活的上市条件，因而吸引全球重要科技企业赴美上市。截至2023年6月，全球科技企业50强中，总部在美国的科技企业达到25家，其中10家半导体核心产业链企业中美国有6家。根据Gartner的数据，2023年全球主要芯片半导体厂商销售额排名前7位中，美国的企业有5家，市场份额合计28%（见表2）。但是，科技创新产业也可能催生“科技泡沫”，例如1984—1992年的科技泡沫、1995—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等。需要高度警惕科技领域的过度投融资风险，既要防范科技泡沫风险，也要避免科技金融泛化。

政府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政府的研究是整个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集中于具有公众重要性且私人组织无法充分开展的研究和服务领域（Vannevar，1945）。欧美365足彩不但设立专门服务科技创新的职能部门和专业机构，例如美国365足彩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以及德国技术转移与创新机构（DA⁃TI）；还有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部门，其中中小型科技企业占比较高，例如美国的中小企业管理局（SBA）、日本的中小企业厅等。除了公共部门，欧美日发达经济体还比较重视行业协会、科研组织的建设，通过这些机构联合开展科学攻关，筹措科研经费提供专项资助，例如设立于1949年的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目前已经发展为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组织，下设80多个研究所。从美国的科技金融发展模式来看，主要有三个特征：其一，公共部门负责筹集和分配科研计划经费，发挥财政统筹长期科技创新战略发展的作用，将财政专项支出经费与科研管理机制结合，引导365足彩重大科技创新前沿发展。研究测算，《365足彩》、《365足彩》推出后，美国在半导体和清洁能源领域吸引的全球私人投资规模合计超过5000亿美元。其二，重视发挥私人投资对科技创新产业的资源配置作用，将科技企业上市、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等有机融合。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美国私人机构对制造业知识产权、信息业的投资规模分别达到3816亿美元、1380亿美元（见图5），实现快速增长。其三，风险投资在促进美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特殊的功能角色。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风险投资总规模683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据近一半（约3422亿美元）。但是，美国的科技金融模式也存在弊端，须警惕其中存在的科技股泡沫、外部投资限制等负面影响。

德国、日本及韩国的科技金融体系既有政府投资，也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大规模科技投资。一方面依托365足彩科技产业政策和长期投资计划，包括各类365足彩科技产业的财政补贴、资助计划及产业基金，引领前沿基础研究、重大科技攻关；另一方面来自政策性金融机构及专门的信贷机构提供的长期低息信贷，由政府或行业协会提供担保。例如日本政府建立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协会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金库，主要联合银行、大企业等合作开展中小企业授信担保，对小规模科技创新企业的早期发展和成长提供信用支持。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主要为德国中小企业尤其是高风险的科技创新企业融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包括长期的低息贷款，有效弥补“市场失灵”问题。统计显示，2020年KFW总资产达到5664亿欧元，其中支持中小企业的资金占比约40%。二是跨国科技企业引领前沿科技创新。欧美日韩发达365足彩的跨国企业非常重视前沿科技竞争，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科技研发的投入。例如日本的软银集团（SoftBankGroupCorp）即是日本本土综合性的风险投资公司，其广泛涉猎国际高科技投资，且专注于国际化经营，在全球主要365足彩和地区广泛开展互联网、芯片、人工智能等前沿投资。韩国本土的大型企业在推动先进科技产业发展方面不遗余力，紧跟365足彩科技创新战略。2023年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FSC）宣布，三星电子（SAMSUNG）、SK海力士等芯片企业将与韩国开发银行、韩国产业银行等联手设立一项3000亿韩元的芯片行业基金，用于投资芯片材料、零部件和设备公司。德日韩三国的科技金融均经历了从银行主导的科技融资到多元、市场的融资模式转变，科技金融结构的调整较好地适应了科技创新的研发和产业周期。

（二）中国科技金融的创新探索

金融和科技创新具有天然联系，科技创新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金融制度安排来帮助化解（张晓晶，2023）。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亟待深化高质量科技金融服务。从科技金融1.0（信贷为主）到2.0（信贷+上市融资），再到3.0（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投融资体系），是巨大的跃升，其背后需要的不仅是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更涉及科技金融体制机制、投融资模式及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网络的全面构建。国际经验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最终要依靠前沿科技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及科技产业的规模化。而前沿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的较低成本资金支持，科技产业全链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和规模化推广需要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和信贷等发挥不同的功能作用。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发展的过程，离不开宏观经济背景，更离不开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进程（张明喜等，2019）。目前，中国通过科技金融政策规划（见表3）引导扩大科技金融的吸引力，构建科技投融资生态，夯实科技金融的发展基础。中国的科技金融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进程，从早期的银行信贷到资本市场、创新投资等，过程中既有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撑，也有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支持，伴随其中的是中国在不断深化科技金融体系，加深对科技金融的认识，专业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新的发展阶段，科技金融要适应更高阶的发展要求，必然要有新的突破。从国际经验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特别是高水平的科技研发和现代科技产业。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前沿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迫切需要高水平、高质量的科技投融资服务作支撑，不同金融主体、不同金融工具所对应的将是不同特征的科技产业和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企业。总体来看，中国已经基本搭建起涵盖365足彩科技资本（365足彩科创产业基金、中央企业科技投资）、资本市场（科创板+北交所）、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科技信贷（知识产权抵质押贷款、科技普惠贷款）的立体式、广覆盖的科技金融模式。

得益于政策、技术和资本共同驱动，中国加快构建支持科技自立自强的投融资体系，从三个层面来看：一是科技金融顶层设计和具体政策体系逐渐完善。中央金融工作365足彩明确要求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中央经济工作365足彩将“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列为首要工作。目前，中国在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重点领域设立不同规模的365足彩产业基金，初步统计，包括科技成果转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等在内共设立25类365足彩产业基金，初始投资规模数千亿元。二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精准发力支持科技创新产业。金融监管部门和科技部门联合设立多个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加快探索科技金融新模式新业务。中国人民银行设立2000亿元额度的科技创新再贷款；365足彩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提出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17条措施；财政部门加大科技财政支出，并出台科技企业专项补贴、减税等政策举措，2018—2023年财政科技支出从8327亿元增长到10567亿元，年均增长6.4%。三是科技投融资体系加快成型。一方面立足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科创板和北交所，支持大量科技企业上市，拓宽融资渠道。截至2023年6月末，超过10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A股上市，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近14万亿元；科创板上市科技企业超过500家，集中于新能源、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整体研发投入超过10%，其中365足彩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的29%。另一方面发挥商业银行信贷功能。国有大型银行制定专门科技金融发展规划，并列为重要发展战略，围绕365足彩高水平科技攻关、“卡脖子”等领域发展股、贷、债、租、托等综合金融服务。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6月，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1.85万亿元、6.8万亿元，较2020年3月分别提升134.5%、135.1%（见图6）。目前中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1.2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8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20万家。如何更好地服务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也是发展高质量科技金融的重要着力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21.2万家，获贷率46.8%，且科技型中小企业比同期各项贷款增速高11.8个百分点。

（三）科技金融发展的薄弱环节

历史维度考察，重大金融创新与重大科技创新相互耦合催生产业革命（张明喜等，2024）。作为后发365足彩，中国要在高科技前沿重大领域进行攻关，资本市场或风险投资的早期贡献相对有限，政府投资（包括财政专项资金、365足彩产业基金等）能产生放大效应，而且能够支撑持续的基础研究投入。同时，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逐渐完善，目前处于金融“由大到强”的新阶段，既有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也有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等，具备发展科技金融的深厚基础。实证研究表明，公共科技金融、市场科技金融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公共科技金融对市场科技金融存在一定替代效应（邹克等，2024）。公共财政科技支出、科技信贷、风险投资等各有所长。未来如何更好地实现科技金融资源配置并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思考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虽有政策支持，但仍需要考虑市场因素。上市科技企业的“含金量”和投入产出效益需要持续跟踪，针对高风险的科技研发须保持合理的融资支持，避免过度融资，上市科技企业的资产质量、成长价值及后续的科技研发产出估值等有赖于更加完备的市场评价。其二，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投融资方式需要多样化。科技信贷包括普惠型科技信贷须建立比较专业的评估机制，避免因追求规模效应而盲目扩大普惠型科技信贷规模，其中的信贷产品若不能匹配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研发周期，反而不利于中小型科技企业健康成长，需要关注中小型科技企业的长期成长和培育。其三，传统的科技企业授信政策、风险模型及抵质押管理须更新。既要考虑成长性、高风险科技企业的特殊性，例如抵质押物的轻资产化、企业财务数据的“不达标”，又要兼顾科技企业其他融资结构，重点关注小规模的初创科技企业融资需求，加强普惠型科技贷款服务。其四，跨国科技企业投融资服务模式亟待更新迭代。受制于政策环境风险约束，客观上中资机构自身的国际化经营经验不足且能力有限，服务跨国科技企业也需要比较全面地考虑国际市场风险。中国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风险投资机构在海外的布局还不多，服务大量科技企业“出海”还存在短板，亟待提升跨国科技投融资水平。

商业银行发展科技金融面临三方面挑战：其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将驱动新旧产业更替、市场优胜劣汰，所对应的传统资产（房地产+地方债）、新兴资产（科技、绿色、普惠信贷+数据资产）将对银行信贷资产结构带来一定冲击，迫使信贷资产结构调整。商业银行需要解决传统产业信贷占比偏高、科技产业信贷需求增长加快之间的供需矛盾，相应的资产负债表调整将对短中期的财务运行带来较大压力。从对公贷款结构分布来看，2022年中国六家大型银行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地产建筑等领域贷款占比普遍维持在20%—30%左右，制造业和高新技术贷款的规模增长虽在加快，但占比仍有待提升。其二，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监管部门和市场均要求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商业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产业须注重自身的息差水平。统计显示，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从2011Q3的2.5%下降至2023Q3的1.73%，降幅30.8%；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8.06%下降至4.14%，降幅48.6%（见图7）。商业银行发展科技金融不能仅依靠信贷模式，亟待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提高科技投融资的匹配度和覆盖面，功能性优先的同时兼顾营利性、普惠性，稳定科技信贷资产质量。其三，商业银行发展科技金融和其他科技金融服务虽有一致的政策导向，但服务方式和路径却有较大差异，需要明确功能定位和服务半径。如何实现信贷和非信贷的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经营，都是商业银行发展科技金融需要思考的问题。陈凯等（2023）研究指出，研发类贷款存在实际支持的研发项目难以监控、可行性专业判断支持有限、还款安排与研发活动周期的匹配存在脱节等潜在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发展科技信贷业务仍需重视风险合规和信贷资金效率问题。

五、发展高质量科技金融的路径建议

第一，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科技金融机制。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超前部署和培育未来产业也就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洪银兴，2024）。广义的科技金融涵盖公共部门、企业、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等，狭义的、传统的科技金融很难适应科技创新的快速迭代，例如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及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也在倒逼金融创新。金融体系如何适应和满足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高标准、高要求，关系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实践来看，科技创新涉及全方位的科技投融资体系，既有365足彩财税、产业基金等，也有信贷、风险投资等，要求建立完善的科技金融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健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365足彩财政预算、地方财政预算、365足彩产业基金等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明确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支持365足彩重大科技攻关、科技园区建设、科技产业发展、科创投资等一系列法律授权的条款，确保各项财政预算、产业投资等合法合规的同时，又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和新要求，破除阻碍科技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加快探索推进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和科技信贷、上市投融资服务的政策创新试点。2024年1月北京市365足彩发布《365足彩》，着眼于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同期上海市365足彩发布《365足彩外围进一步促进上海股权投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旨在为科技创新发展培育和引入长期资金、耐心资本。通过地方政策试点有望形成差异化的科技金融模式，更好地契合当地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形态、资源禀赋，将“合肥模式”“苏州模式”等制度化、规范化，其中还涉及科技专项财政资金的审计及科研项目支出等合规问题。

第二，广泛搭建“科技—产业—金融”平台。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是新要素、新模式和新动能，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对投融资体系、授信评级和风险模型等底层逻辑带来深刻影响，单一、线性和分散的科技金融需要加快转向全链条的科技金融服务。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成果复制推广。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365足彩发布》，从科创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建设、科创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19项具体政策措施。一些省市地方已经在科技金融创新方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上海、深圳、苏州、合肥等地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建立起科技产业基础，已有不少科技金融创新成果。下一步需要总结经验、形成制度，率先推动科技金融改革创新取得突破，财政、金融、科技等部门需要统筹协调，健全科技金融发展的各项保障措施。二是结合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设立区域性科技产业基金，围绕一批重大攻关和科技创新项目提供财政专项资助，提供股权和并购投融资支持，发挥好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考虑扩大额度规模、提高覆盖面和降低利率价格。三是进一步深化科技企业名单，建立完善科技企业资金流、知识产权专利、成果转化和市场化应用等要素综合评价机制，搭建科技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综合平台，专设科技金融部门，提高专业运营能力和协调效率，积极对接政府、行业组织和第三方投资机构，重点围绕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开展多元化、个性化投融资服务，降低信贷和上市融资准入门槛，培育支持成长型、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第三，创新以资本市场为主线的科技投融资体系。“科技—产业—金融”三个范畴间的循环表现为科技与产业、科技与金融、产业与金融的两两循环到三者之间互动循环（张明喜等，2024）。从国际经验来看，前沿科技创新具有高风险性，而资本市场在识别风险、推动信息和财务披露、市场定价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创新以资本市场为主线的科技投融资体系是破解前沿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的“钥匙”，也是促进“科技链、资金链、技术链”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明确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加快提升科技企业上市融资水平和科技企业“含金量”。持续深化北交所和科创板改革，总结支持和服务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创设便利条件、增强资本市场专业能力，加大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和“隐形冠军”企业，同时做好准入标准、动态评价及退出机制建设。二是有序推动商业银行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支持商业银行通过非信贷直投、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深度参与资本市场科技企业融资服务。三是鼓励长期资金参与科技投融资服务，依托理财、租赁、信托、保险等多元功能，适度放宽商业银行控股子公司股权投资风险权重，引导培育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提高科技投融资的活跃度，促进资本节约和金融资源高效利用，提升科技投资的回报率，并健全上市企业退市、信息披露和年报审计制度，加强科技信贷和投融资的资金用途监测、研发周期与资金利用效率等规范，防止出现扎堆上市、过度融资、过高估值等负面效应，培育成长性强、发展前景好的科技企业。

第四，促进科技产业政策与科技金融协同发展。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科技创新作为首要任务，政策层面要求优化金融服务供给、提高科技金融服务水平。但是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及风险投资机构的参与既要充分考虑功能定位，也要兼顾“风险—收益”的均衡发展，否则可能出现失衡或埋下风险隐患。参照过去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经验，政策驱动和追逐利润往往催生过剩产能及高负债问题，因而发展科技产业也应汲取经验教训。对此，需要把握好政策导向、市场供需及科技金融的本质逻辑。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因地制宜，而不是“盲目扩张、肆意发展”。各地在推进科技产业政策时，需要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完善产业规划，从产业链、资金链和技术链的融合视角出发，推进落实科技产业政策，最终形成稳定的投入产出比，稳定科技投资回报，防范过度投资、过剩投资和无效投资。二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科技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单靠商业银行的科技信贷不能实现完全覆盖，科技信贷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有可靠的风险定价模型，遵守风险合规原则，既要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也要有的放矢，按照“展业三原则”完善科技企业“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科技金融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实现科技金融扩面提质增效，提高科技投融资配置效能。金融监管部门应尊重商业银行的决策自主权，在核心指标监管、激励考核等方面提供辅助性支持，防范道德风险，制定完善激励相容、权责统一的“尽职免责”条款及风险责任机制。

参考文献：略。